解读《色戒》三大关键词

胡兰成和张爱玲

胡兰成

一个汉奸的山河岁月

文/ 击散人

    张爱玲自称是“嘉宝的信徒”，“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胡兰成后来的走红多半是因为他填补了读者对了解张爱玲私生活需求的巨大空白。张爱玲对此只是沉默，她在写给学者夏志清的信中说，“利用我的名字推销胡兰成的书，不能不避点嫌疑。”唯一称得上反应的，就是《色·戒》。

   《色·戒》发表于1978年，距1953年开始构思已经25年，距胡兰成发表自传《今生今世》不到两年。5年后，她把这篇小说收入《惘然记》，并写了一个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

   虽然，张爱玲拒不承认这篇小说自己的生活有关，并说是从香港朋友宋淇那里听来的，李安还是认准了这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易先生就是丁默村和胡兰成的叠加。

旧文人的政治桃花运

   “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

    胡兰成1906 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这个13岁才第一次进杭州城的乡下人，却早早怀有天下之念。其后，他不断因学潮、五四新思想等原因而被开除、转学。即使做了老师也仍然如此，直到31岁的那年在广西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鼓吹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随后发生了两广兵变，迅即失败，他也被收押入监。

    胡兰成曾说：“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不过，这次入狱却有点像是政治的桃花运，他直接写信给白崇禧并打动了对方，从而被礼送出境。

    因为这种鼓励，回到乡下后，他写了两篇分析中国经济的论文，投寄给了在《中华日报》工作的好友古泳今。文章不仅被刊用，还被日本的《大陆新报》译载。随后又收到担任《中华日报》主笔的邀请。

    声称早年信仰过共产主义的胡兰成，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旧式文人，满怀着江山新朝、布衣卿相之思。由于《中央日报》的幕后主人是汪精卫，胡兰成颇以为自己是遇到了“明主”，有了才略要“货于帝王家”的机会。第二年，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皇后道华人行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并出版了《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也是在这一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近卫声明。不久以后，汪夫人陈璧君到港，将胡兰成的薪水增为三百六十元港币，另还有二千元机密费。八月底，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成立新的中央党部，胡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在两三年内，从中学老师做到自称“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高官，胡兰成不仅有点飘然，也坚定了他那种旧式文人飞黄腾达的梦想，终生再无回头。胡兰成既缺乏理论根底，也无专业背景，其纵论天下的套路不过是扭曲成文，但文采彬彬，很富煽动性。汪精卫一度很需要他，任命他为宣传部次长，但随着更多实权派人物加入汪伪政府，再加上胡兰成的狂妄自大，很快在和周佛海的对抗中败下阵来。由于和日本人走得过近，1943年底被汪精卫下令逮捕。也是在日本人的施压下才得以释放。

    在赋闲大半年和结识张爱玲后，1944年底去武汉接管《大楚报》的胡兰成实际上是在日本人支持下摄政，这个前中学老师甚至梦想着筹办一所政治军事学校，从而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成功之路。但他显然缺乏孙和毛的才华和意志，在日美飞机的轮番轰炸中，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没有了。抗战胜利前夕，他做了最后一次赌博：拒绝国共两党的接收要求，策动第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意图三分天下。但政变很快被瓦解，他也仓皇出逃，化名张嘉仪躲在浙江乡下。在此期间，他还曾搭上欲为“帝王师”的梁漱溟，甚至有过做毛泽东副手的黄粱梦，不久身份败露，取道香港去日本。虽然见到了何应钦等人，但除了著书立说，基本上不再涉及政治。

    他后来还以谈论哲学、禅宗著称，并在其中混合了不少对自己政治生涯近乎无耻的辩解，“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我长大了能不因毁誉扰乱心思。”

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

                                         ——张爱玲

    胡兰成才学出众，但政治上狂妄、投机的心态使得他在文化上也是跳跃极大、左右奔突，如同在盘丝洞中结一面捕鲸鱼的网。

    胡兰成以政论成名，但在结识张爱玲后，以及政治失意、诉诸玩乐的那段时间里，才慢慢形成后来影响了台湾一代人的文风。“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流亡日本后，胡兰成一面和钱穆、唐君毅这些华人大学者有所交往，另又结交日本大数学家冈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以及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于是文学、哲学，天地八荒，都能自由来谈，显得很是迷人。但这不过是他一贯的性格在支撑，正如台湾学者陈国球锁说，“胡兰成的招引山河，驱策礼乐，行神运气于中国文学风景之中，应该不是出诸‘纯学术研究’的冲动，从他对纯文学、艺术的卑视，可见他自有王天下之志，要行革天下之命的大业，他也很直率的告诉我们，他写的《山河岁月》和《革命要诗与学问》，就是‘孙（中山）先生一派的文章’。”

    胡兰成有一种聪明，以不变应万变，常常因此有洞见，比如他说鲁迅，“鲁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讽刺没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虚挣扎，想归结到有所寻求，但终于自己烧掉了死魂灵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鲁迅的讽刺却是有寻求，所以能不受空虚的袭击，而走向如火如荼。……而在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上头，则鲁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样的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

    他的古文修养又好，文白夹杂，写起来自成一家，像是“乡下人忙于收成，畈上稻桶里打稻，一记一记非常稳实……人世因是这样的安定，故特别觉得秋天的斜阳流水与畈上蝉声有一种远意，那蝉声就像道路漫漫，行人只管骎骎去不已，但不是出门人的伤情，而是闺中人的愁念，想着他此刻在路上，长亭短亭，渐去渐远渐无信……”

    余光中说因此赞他“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唐君毅、王德威、贾平凹、阿城等人也都因此对他又爱又恨，香港评论家江弱水用九个字概括胡兰成：“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对台湾文艺、电影影响很大的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三人都曾以他为师。

    但他的这种成就，实际上沾了传统文化式微的光，是在别人不再擅长的领域，他才赢得了名声。且不说他在大事上说不通，比如将一切归诸天道（自己的罪过便可解脱了）；对西方的东西，都是经过张爱玲或是他人的转介，却每每敢于下判断，比如他评论美国电影说，“西洋的这种，没有性情，只成符号，与一些新派的绘画一样，都不过是求助于几何学，毕竟风行过了又要厌。现代西洋人是连音乐亦只能采用野蛮人的巫魇的热情，而又要求解脱，如此就成了单是技术的，止于感官的。他们最好的时代，如贝多芬的交响曲，亦只是人情比较平易，但是没有天机，到底此平易之情亦守下住。”

    像对所有女人都是夸奖一样，在中西比较上，他也一味地只是恭维中国，仿佛汉奸身份是另一个人，连句式也都雷同：“君子直谅，是惟中国文明才有”；“中国文明便是在于寻常巷陌人家，所以出来得帝王将相”；“世上惟中国文明，恩是知己怨是亲”；“汉民族出来的《昭君怨》，及王昌龄的《西宫怨》，李白的《玉阶怨》，皆为西洋文学自希腊以来所无”；“西洋人感谢上帝，而无人世之亲，故有复仇而无报恩，无《白蛇传》那样伟大的报恩故事，且连怨亦是亲，更惟中国人才有”……

    如此的蛮不讲理，若是换了时代，再做文化官员，或许竟是个“民族英雄”！

生平简表：

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

1925年娶唐玉凤。

1926年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

1936年办《柳州日报》，两广兵变失败后被捕。

1937年年初，得白崇禧帮助释放。

四月，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去上海。  

1938年年初，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

1939年5月初抵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胡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

夏，辞去《中华日报》总主笔兼职，不再作汪精卫的代言人。

1941年脱离《中华日报》，转而经营《国民新闻》，任总主笔。

年中被免去宣传部次长职。 

1942年二月，被任命为行政院法制局长。

12月因不赞成对英美宣战，与汪精卫失和。

1943年二月，法制局撤消，转任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

十二月，被汪精卫下令逮捕。

1944年旧历除夕被释放。

二月初见张爱玲。八月与张爱玲结婚。

十一月，在南京创办月刊《苦竹》，同月，到汉口接收《大楚报》。

该年著述颇丰。

1945年8月怂恿武汉独立，失败后逃亡，化名张嘉仪。

至1950年去香港前，一直在隐匿于杭州、金华、诸暨、温州等地。

1947年与梁漱溟通信。开始写《山河岁月》。

 六月十日，收到张爱玲来信，与胡诀绝。

1950年三月，接梁漱溟信，动身去北京。到上海后改变主意去香港，并恢复本名。

九月前往日本。为多本刊物写稿，并到各地演讲。

1951年三月，迁居东京。

1958年约十一月，寄《今生今世》上册给张爱玲。

1959年《今生今世》全书完成。

1966年认识梅田美保女士，后受聘为筑波山梅田学堂讲师。

1974年五月，赴台湾，住华岗，在文化学院任教授。

1975年五月，《山河岁月》出版。

 九月，周同（胡秋原）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

 十月，停止在华岗文化学院上课。

1976年四月底从文化学院离开，搬到朱西宁家隔壁。

 七月，《今生今世》删节本出版。

 十一月，离台返日。

1979年出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出版。

1980年出版《中国文学史话》。

1981年七月二十五日，逝于福生市。年七十六岁。

1991年《胡兰成全集》出版。 

 一个汉奸的情史

文/ 击散人

   “沦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梦死，充满了世纪末的荒凉和疯狂。也许是没有了明天，便不肯放过今天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无可救药地爱上，像《倾城之恋》的一双男女，千百人的死，千百人的痛苦，只为了成全她和他。”

                    ——淳子（作家）

    作家陈村说，“胡兰成此人，不知如何说他是好……胡兰成的难说，在于常处两可这间。”尤其在与女人的关系上，他一方面滥情，不负责任，除了张爱玲外，一生中还有7个女人，他曾坦言“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另一方面，每一个他又似乎都认真在爱，只是赞美，终生不曾遗忘。与其说他是寻花问柳的那种无德，不如说是旧文人式的才子佳人的春梦。只是，像政治上一样，他并无什么底线。

“我不过是个荡子”

    他十九岁时迎娶唐玉凤，但不久就出外寻求机会，中间一度在同学斯颂德家住了一年，并与斯家小姐16岁斯雅珊关系暧昧。从而被其母亲“礼送出境”。其后，他到湘湖师范教书，并追求起同学于君的妹妹，唐玉凤赶去看他，气愤而归，不久积劳成疾，不治而亡。胡兰成似乎对此一直很惭愧，在谈及女人时，总是把唐玉凤放在首位，“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但这常常成为他逃脱对他人责任的挡箭牌。

    全慧文是第二个妻子，同胡兰成育有四个子女，在随胡赴港后患上神经病，胡兰成再也没有提过她的讯息，不过也没有明确解除关系。舞女应英娣随后走入了她的生活。并在胡兰成和张爱玲相识后，主动提出离婚，胡兰成对此很惊讶，“英娣竟与我离异。”十年后，应英娣去香港开店，常常去日本办货，“她的人品与相貌，好比一朵白芍药。我一生就是对好人叛逆，对应，对爱玲。可是我也不悔。与应小姐是天上人间重相见，该是悲喜都净，但她这样来做做客，我随又会言语冲突起来，好好的一句话，我也会肝阳火旺。”

    和张爱玲结婚后，胡兰成很快去了武汉，并在那里结识了年轻护士周训德，“那周小姐，女伴都叫她小周，我不觉她有怎样美貌，却是见了她，当即浮花浪蕊都尽”。“她闲了来我房里，我教她唐诗她帮我抄文章。”这正是当年张爱玲讽刺中国士大夫的收女弟子的癖好。

    胡兰成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才华、地位和人生阅历，还有他很是洋洋得意的调情，尤其在他那个年龄。第二次见张爱玲的时候，“后来我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对于小周，“我说你做我的学生罢。但过得多少日子，又说你还是做我的女儿。后来又说要她做我的妹妹，但到底觉得诸般都不宜。……没有法子，只好拿她做老婆，只怕做了老婆亦仍觉拿她没有法子。我道：‘我看着你看着你，想要爱起你来了。’她道：‘瞎说！’我仍说：‘我们就来爱好不好？’她道：‘瞎说！’两人这样的说话，她可是亦不惊，我可是亦没有心思沉重。”

    胡兰成的夸人又是一绝，他写小周，“有时我与她出去走走，江边人家因接生都认得她，她一路叫应问讯，声音的华丽只觉一片艳阳，她的人就像江边新湿的沙滩，踏一脚都印得出水来。”“她的流泪使我只觉得艳，她是苦亦苦得如火如荼，艳得激烈。”

    胡兰成的确是十分喜欢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子，张爱玲真正感到妒忌的也是她。胡兰成逃出武汉后，小周被捕下狱。二月后获释，想想气恼，就嫁了《大楚报》编辑姓李的年轻人，同归四川。焉知他家里原有妻子，小周已抱孩，几次三番想要出走，其后却音讯全无了。

    在张爱玲的资助下，胡兰成躲到浙江乡下，冒的也是张佩纶（张爱玲祖父，李鸿章女婿）后人的名义。“在忧患惊险中”，他又与当地一个寡妇范秀美结为夫妇，他承认自己是有利用的目的在，但又辩解说，“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辩。”那段时光里，他依旧能怡然自得，“霜天乌桕，有日月相随，红袖护持，这话有点英雄气派，其实我不过是个荡子，偏与道旁村落人家心里相宜。”

    到了日本以后，他先和女房东一枝以情人的关系处了三年，“可是以后就没有与她通音问。李白诗‘永结无情契’，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后来又娶了佘爱珍，也就是参与了杀害郑萍如的上海青帮头目吴世宝的老婆，美国学者魏斐德称她为“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他却写她，“爱珍是后来她在店里卖酒，立在柜台里与使用人一起，亦风神仍如当年，她的华丽贵气是天生在骨子里。这样的人，不是天所能富贵贫贱她。”

    张爱玲甘心为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以为胡兰成理解她，所以感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然而看过他对其他女人的“理解”、“懂得“和赞美，张爱玲所受的刺激应该够得上李安所说的，“《色·戒》是一个地狱”。

一段“欲仙欲死”的传奇

    张爱玲由于对人生“苍凉”的看法，一直更倾向于失败的英雄，她后半生的一大遗憾是未能完成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小说写作，她年轻时很崇拜胡适，却是在他完全失势、十分孤独的境地下才去拜会他。而1944年，39岁、刚刚出狱的胡兰成出现在23岁的张爱玲面前时，大致也是一副失败英雄的面目。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阅历丰富的胡兰成不仅懂得张爱玲，更能将她的意思引申发挥，因此他的欣赏赞美，在张爱玲感觉上就格外的熨帖：“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她根据胡兰成讲给她听的一个故事，写了一篇《爱》：“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没别的话可以说！也只是轻轻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郑苹如刺杀丁默邨的故事大概也是那时从胡那儿听到的。

    李安评论《色·戒》说，“色是感性，戒是理性，有一种辩证的味道在里边。”张爱玲就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并且是真正的理性，它的面前没有偶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她又离经叛道，因为她只从自己的情感出发去判断，情感就是理性，理性就是情感，底子里是“不自欺”。所以，才会爱得不管不顾。

    胡兰成在婚约上许她“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正和她的心意。而政治失意中的胡兰成不仅办起文艺杂志，又能撒下身段拜倒在女人裙下演绎名士风流，他只是要一段金童玉女的佳话。张爱玲毕竟自小从未受过如此的宠爱，又是，她不仅问道：“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又要道：“你这个人嘠，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阵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一连串的叠词，藏不住的喜悦。

    从不关心政治的张爱玲竟然还会陪胡兰成出席时事座谈会，她只是喜滋滋地看着他。胡曾对她忧念将临的大祸，张爱玲只是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胡兰成最后躲在浙江的乡下，并未给张爱玲留下任何讯息，是她自己打听着寻过去的，“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珠宝在放光。”但她却发现自己已经只是客人了。她为范秀美画像，画到一半，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阵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

   她像笔下那些女子一样，怀着“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有着无限的惨伤。她向胡兰成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因为这种萎谢，她在离开大陆前还拒绝了中间人转来的桑弧导演的求婚。

    1946年底，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没有忏悔，反而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当夜，二人分室而居。

    翌日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她是等我灾星退了，才来与我诀绝。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所以才有这个钱。”

    此时，距她写下“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忽然结了婚”刚刚过去十年。离傅雷提醒她 “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只有三年。“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这是她说的。

是非张爱玲

    抗战胜利后，虽然没被政府定为“文化汉奸”，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弟弟张子静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当时《女汉奸丑史》、《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辞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

    1946年3月30日的《海派》周刊发表了一篇《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耸动报道：“……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诬蔑之处迎合的正是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甚理解她的人随时准备口诛笔伐。

    可是，如学者司马长风所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诺大的国家若有足够的自信和包容，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张爱玲是独一无二的，有她的自私自我，才有她洞察人性的天才，才有《倾城之恋》、《金锁记》、《色·戒》这样的作品。

    无论作为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女人，她的代价都已够大，柯灵曾感叹：“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张爱玲只在1946年11月的《传奇》（增订本）中写了一个短短的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算作回应：“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倒是小说的封面帮她说出了说出了些愤怒：“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早年因为继母虐待、父亲痛打而逃出的家庭的张爱玲，跑到母亲那里又遇淑女式的冷漠，好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忐忑不安。她说“成名要趁早”，是因为这样可以求得自立和安稳。郑萍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读书，遭遇日本轰炸，眼见着“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学者俞斌说，师友的死亡使得她将战争、政治视为惘惘的威胁，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地将个人裹挟而去。战事中，空虚的香港人拼命想抓住点什么，能结婚的都结婚了，这是《倾城之恋》的背景，她后来也不免想求一个这样的安稳。

    何况，她觉得主动来访的胡兰成是懂得她的，那时的人喜欢她或讨厌她，但都离她远远的，胡兰成的靠近让她很感激。他的名气是在政论界，那是她从来都不会看的，至于文艺上的鉴赏也多是她处于引导的地位。她是当时最红的作家，物质上也不用他来帮助，她要的只是一个知己、一个心理上的家。

    也是因为这种对于安全感的寻求，去美国后，她和已经在好莱坞失势的编剧赖雅结了婚。张爱玲从成名之日起就饱受左派的压力，赖雅却是著名的左翼文人，其浪漫的热情和理想主义均为她所不取，但并不妨碍他们相爱。两次婚姻如此类似：都是由相识、相爱导向婚姻，对方都是聪明而富有才气，同时年龄比她大出许多。这也说明，政治在她眼中不过是生活表层的浮沫，人生有比政治更广大、更深刻的内容。采取何种立场虽不是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绝对的严重性。在这一点上，她其实是孤绝而有勇气的。李安感喟的也正是她的这种“离经叛道”。

胡兰成的女人们：

唐玉凤：1925年在浙江胡村结婚，操劳成疾，1932年病殁，年仅二十八岁。

全慧文：1933年在广西百色结婚，后患上精神病，其后讯息不详。

应英娣：舞女。约1939年胡回上海后同居，1944年8月离异。

张爱玲：1944年2月在上海初识，8月结婚。1947年6月正式去信分手。

周训德：护士。1945年春在武汉恋爱同居，9月胡离开。

范秀美：寡妇。1945年12月在浙江丽水同居，1950年初胡离开大陆。

一枝：日本女房东。1951年7月在东京同居。两年后胡离开。

佘爱珍：汉奸吴世宝遗孀。1941年与胡相识，有姘居关系，1954年3月在日本结婚，开酒吧谋生。后又去了香港。

胡兰成眼中的张爱玲

整理/小龙

　　我可以想象，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红的杜鹃花，春之林野是为她而存在。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曾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己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我恋。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主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

　　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着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

   初初一看，似乎她之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为，倘以为她为骄傲，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为她为谦逊，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但我随即发现，她是谦逊而放恣。她的谦逊不是拘谨，放恣也不是骄傲。一次她说：“将来的世界应当是男性的”，那意思，就是她在沉香屑里说的“那是个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处是光与音乐”。

    她的调子是阴暗而又明亮的。她见了人，很重礼数，很拘谨似的，其实这礼数与拘谨正是她所缺乏的，可以看出她的努力想补救，带点慌张的天真，与被抑制着的有余的放恣。有一次，几个人在一道，她正讲究着礼数，却随即为了替一个人辩护，而激越了，几乎是固执地。她是倔强的。

　  几千年来，无数平凡的人失败了，破灭了，委弃在尘埃里，但也是他们培养了人类的存在与前进。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他们是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爱。他们虽败于小敌，但和英雄之败于强敌，其生死搏斗是同样可敬的。她的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动者，便在于此。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以上出自《论张爱玲》（1944年发表）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好人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只见其纷纷的毁灭，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它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惊绝四海，便象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象数学的无限。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象“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一日清晨，我与她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里喜悦，与我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

    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人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

                    ——以上出自《今生今世》（1959年完成，1976年发表）